《失孤》上映6年后，欧博官网终于迎来了“最好”的结局。

公安部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根据“技术比对会战专班”发现线索成功找回电影《失孤》被拐儿童原型郭新振，并抓获当年拐卖郭新振的一男一女2名犯罪嫌疑人。

“失孤”的故事仍在继续，即便近年作案风险和难度加大，但过往拐卖失踪儿童的事件仍旧历历在目，此次事件让公众关注并展开新一轮讨论，毕竟保障未成年人安全是全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借助各个类型现实题材的影片，会让观众在一个阶段内对一些社会事件和热点话题产生足够广泛的讨论，这对于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是必要的，甚至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现实主义题材影片会成为社会进步法律保障的催化剂。

尽管有一定的争议和弊端，但对于中国和中国电影而言，我们始终都要感谢那些过往的现实题材电影，这也是电影人们回馈社会的重要方式之一。

对社会批评和揭露，

让民众警觉性进一步提高

2014-15年接连上映两部“拐卖儿童”的现实题材影片，分别是陈可辛的《亲爱的》和彭三源的《失孤》，当年两部更多容易被公众和影迷拿来做比较，并强制去分孰高孰低，《亲爱的》原型人物之一也对影片人物刻画与本人失真的部分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其实在对比两部影片的同时，忽视了更应该被警惕和讨论的话题，“拐卖妇女儿童”是中国内地长久以来的一项社会顽疾，在《失孤》和《亲爱的》的上映不久后，2016年5月15日公安部为适应“互联网+打拐”的时代要求而开发“团圆”系统上线，也为“互联网时代”的打拐做出新贡献。

两部影片自然不是该系统上线的绝对驱动因素，但必须承认其所引发的讨论和公众注意力，会促使相关部门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的恶性案件加大力度打击。

和其他很多涉及到社会公共事件(案件)的影片一样，《亲爱的》和《失孤》两部影片都有原型人物和事件，编导演通过对事件的进一步演绎和解构，让影片更具有艺术的渲染力，欧博这样做的目的既有艺术方面的考虑、也有影片未来社会影响力和社会效益加持的考量。

在相关部门和原型人物看来，很多现实题材影片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点的“不合时宜”的揭伤疤和消费感情，不过现实题材影片所拥有“强大”号召力和影响力。尽管观众会主观带入角色，并有可能对角色人物（包括其背后人物）产生一些“误解”，但影片故事和背后事件的杀伤力才是观众真正动容和有感触的部分。

很多观众会自主的将角色的遭遇对应到自己身上，会思考和讨论如果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自己的亲友），自己会如何处理，自己是否会像影片中主人公一样的“冲动”和“不理性”，但又往往非常不希望那样的遭遇会发生到自己身上。

推动改革和变化、形成国民记忆点

多少让网友和观众略感唏嘘的是，《失孤》原型人物郭刚堂也面临着他过往所经历的那些遭遇，当找到孩子时，自己孩子往往要去面临两难选择，尽管“人贩子“已经绳之以法，但孩子面对亲生和养父母往往是一种更尴尬的情景。

相比于“打拐”和“寻亲”艰难的遭遇，后续社会的问题才是更值得我们所关注的，类似情况还有走失、溺亡和离家出走等社会普遍的家庭问题，只不过这些问题更多会出现在原生家庭之中，影视化后产生的争议和社会性话题可能更加巨大。

电影只不过是一个桥梁和手段，通过他引发更多的重视和关注才是最重要的，这一点《我不是药神》便有更好的体现和变化，甚至可以说该片是目前国内最好的现实题材影片。

让所有观众记忆犹新的可能是影片最后的叙述字幕和图片，虽然在一部分影迷眼里这可能是一种所谓的“求生欲”的体现，但大家又不得不承认影片中已经把“医疗和制药”行业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和两难境地展现一览无遗。

真正能够形成改革和变化的还是事件、案件和人物的行为，但即便当年引发轰动的陆勇事件（暨影片中程勇的角色），也更多在病友圈和一部关心时事政治的朋友那里获得较高的关注，很难通过更有效的方式破圈和形成更大的影响力。

《我不是药神》更积极和有效的作用是让普通民众有机会了解，相关部门会根据民众意愿对于一些政策法规做出更有利于多数人的调整，任何政策法规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永远不会仅保护“既得利益者”。

从消极的一面看“救人者”受到了法律的惩戒，但从积极的一面看，他的行为后续会让更多人获利并有效且有尊严的活下去。

如果不是找到被拐卖的孩子，《失孤》或许已经被很多人遗忘了，而且想必大部分观众也都忘记了《失孤》的具体情节，可能留有印象的更多是刘德华的扮相和他的口音。

和一些寻子的父母一样，通过漫长的寻子之旅，这些家长也逐步在相互之间、以及和相关部门组成一个有效的群体，这种行为也让更多的失孤家庭联合到一起，通过这种改变以及调整，让更多的孩子有可能回到自己的父母身边，但能够更有效的引起一些人注意并可以时不时引发讨论的还是一些具象化的电影作品，毕竟这些影视影片都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延续性。

2019年“梅姨”的事情曾引发一波互联网的轩然大波，但即便到今天该事件仍旧没有一个定论，但要承认很多涉及到拐卖儿童的影视作品中，其实不乏表现此类人的丑恶嘴脸，但处于对受害者的保护，很少有影视作品对“人贩子”做更具象化的描写，这可能是目前国产现实题材的一个缺憾吧。

普及更多法律法规

全面实现法治社会

很多影迷和观众会羡慕韩国会通过电影对法律法规做出重大的调整，甚至在《寄生虫》上映后，韩国首都首尔的一部分地下室居民的居住环境也都得以改善，可能这也是现实题材影片最大的样板和标杆吧。

但中国的情况更加复杂，很多人说现阶段压在中国人头上的有新的三座大山，分别是教育、医疗和住房，同时教育+住房又形成了较特殊的“学区房”现象，尽管在很多地区都力争对划片学区政策作出调整和改变，但在教育资源极度分配不均衡的当下，很难通过较短的时间对此作出改变。

2019年暑期内地上映了一部关于学区房的影片《学区房72小时》，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这部准现实题材影片并有更多引发观众的注意，但这并不影响“学区房”问题是横亘在很多国人心中的刺，毕竟重点中小学入学机会对于很多中低收入的家庭可能就是逆天改命的机会。

在财力和社会资源无法和“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比拼的时代，能够进入到一个优质学校，继而获得进入到211/985优先权机会，对于大部分家庭是极其重要的，如果说医疗问题更多是关乎自身生存利益、住房问题更多是居住权的保障，那么学区房则是未来长久家庭利益的一种延伸保障。

并不是所有家庭都会对教育进行高额度的投入，更别提溢价严重的学区房问题了。不过这并不妨碍学区房问题是当下热议的社会性话题，只不过他们和医疗和婚姻形式的住房购买没有那么强大的刚需，也不存在绝对的“生死议题”。

看过这部《学区房72小时》的观众都知道，这部影片几乎可以看成一部普及“二手房”和“学区房”教育法律法规的影片，这对于一些存在购买学区房（包括未来潜在用户）的朋友有超前的“警示作用”，尽管在功效方面他肯定不如涉及生死和失去孩子的那些现实题材影片那么的强烈且有冲击力，但无论对观众和相关管理部门而言，此类影片仍旧已经把一些现实问题无情的摆到观众面前。

从目前来看，现阶段内地所存在教育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在短期内很难被平衡和解决，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初期我们所面临的困境便源于此，聚集全国多个省市地区的人力和物力才让武汉渡过最初的危机，这些情况也在目前上映的《中国医生》中有很具体的表现，通过这次疫情其实也让我们对于医疗资源的生产、分配和调度有了新的认识。

在全面数字化中国的今天，更合理和有效的调整和布局在一步步的实施，即便如此像拐卖妇女儿童的现象，医疗医保中的一些问题，教育资源和学区房的矛盾仍旧存在，一些涉及于此现实题材的影片，会让民众和相关部门对于这些问题有更清晰的认知，如果能够及时作出调整，这可能是此类影片最大的贡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