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7年2月1日，欧博allbet是教育家徐特立诞辰130周年的日子。在纪念徐先生之时，一个争论已久的话题又重新浮出水面：当代中国到底有没有教育家？

得出一个“是”或“否”的答案并不是对徐先生的最好纪念。兴许，我们缅怀教育家们的最好方式，是去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中国现在最需要怎样的教育家？当代教育家应如何炼成？

在200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特别提出：“要培养一支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造就一批杰出的教育家”。

从蔡元培、陶行知、徐特立到当代的教育工作者，关于“教育家”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确实，我们面临着这样现实而沉重的问题：为什么时代进步了，人文环境纯净、宽松了，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加大了，教育改革也步步深入，有关教育教学的理念也越来越多，像蔡元培、陶行知那样的教育巨擘却少了？甚至有人提出――

当代中国是否缺失教育家

这是一个很难用“是”或者“不是”来作判断性回答的问题。

“人们通常认为的当代中国缺失教育家，是指缺乏像蔡元培先生那样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家。”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与人类发展系系主任陈洪捷教授说，“但是，伴随着20世纪后期教育的科层化和理性化的深入发展，今天的教育体制已逐渐完善。这一方面使得教育有了一个比较完整规范的保障体系，另一方面也使得个人理念的发挥空间变小了，成为‘个人英雄’式的教育家就相对困难了。现在要在各种体制比较完备的情况下，靠单个教育工作者孤军作战，成为像蔡元培先生那样的大教育家，可能性并不大。”

“在以前那个艰难的时代，社会环境较差，文化教育事业不发达，所以整个文化教育的队伍很小，因此对社会发出呼声或者有新思想的教育家就容易脱颖而出；解放以后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国家对教育也很重视，教师们踏踏实实地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办事，教育变成了平平淡淡的事情，用不着像解放前那样逆潮流而动。因此，在和平时期有更多的教育家，但又不被人们认为是教育家。”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说。

“有13亿人口、2.5亿学生的当代中国没有教育家，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也与事实不符。”顾明远进一步分析了造成人们“误读”中国当代教育家的原因,“这一方面是我们把教育家看得太高，要求太严了；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确实缺乏一批既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又能付诸实践的教育工作者。很多教育实践工作者耕耘在教育第一线，培养了大批人才，但是不注意总结经验；有少数人有创新实验，也总结过经验，提出过一些自己的教育见解，但还不成体系；还有一部分教育理论工作者，他们大多从事教育理论研究，很少参与教育实践，他们有许多科研成果，但缺少实验的支撑、实践的检验，因此他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影响我国教育的全局。我心目中健在的教育家有吕型伟、潘懋元、霍懋征，等等。”

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家

“难道只有在艰难的时代才能出现著名的教育家吗？和平年代又需要怎样的教育家？”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教育家绝对不能离开自己的土地。”谈到当前教育家的任务，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朱小蔓斩钉截铁，“中国当前的教育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如应试教育问题、教育的民主公平问题、孩子身心发展不健全问题等，这些都亟需当代教育家去努力解决。教育家不能离开自己的土地，我们最需要能够正视中国自己的问题，欧博百家乐克服中国自己的困难，形成能够解决中国自己问题的教育家。”

“当代中国教育家最需要有两方面的根基，一是中国文化的根，二是国际文化的视野。”顾明远说。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肖川教授表示赞同，当代中国处于转型期，教育家更应承担起自身的时代使命。任何一个教育家都是在一定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教育家的教育探索就应该充分地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情怀，同时与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相一致，代表社会先进的文化，引领社会前进，不能一味地迎合市场的需要。

当代教育家如何炼成

在去年举办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中国的大学校长们感叹中国大学校长难当，师生员工的大小事情样样要管，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筹钱、建房、协调关系、调解矛盾上，整天忙于行政事务、文山会海。

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对比当前高校校长们面临的窘迫现实，我们不能不深思：当代中国，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如何应对眼前的现实难题？

“当代中国的教育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这正是对教育工作者的考验和甄别。”朱小蔓说，“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转型发展期，碰到这些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也应当努力去转变这种现状。在同样的条件下，为什么有些校长就能够更多地下课堂，关心孩子，研究教育规律，成为教育家呢？因此，完全推给客观也是不公平的，它跟人内在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关系，应该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改变这样的现状。”

“这就需要我们当代教育工作者传承中外历史上教育家的精神。当代的教育家可能会与过去形象不一样，但是骨子里的核心精神是一样的，文化和精神的传承应该流淌在今天教育家的血管中。不同时期的教育家留下来的精神和品格都是我们所需要汲取和吸收的。另外，要成为教育家，就必须热爱培养人的工作，热爱孩子，热爱年轻人，相信人的力量，相信教育的力量和作用，对教育的功能和价值抱有信念；要有自己鲜明独特的教育主张并坚持将其付诸实践，最后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应该明白，教育家不是人为的荣誉称号，而是口口相传，活在别人心中的，是客观的业绩丰碑和历史评价，需要实践、时间和人心来验证，我们逼不出教育家。”朱小蔓说。

社会应充当怎样的“炼炉”

教育家的成长不是教育家个人的事情，需要有很好的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和舆论环境作保障。

顾明远认为，全社会都应切实地尊重教育，尊重教师，大力宣传教育工作者的优秀事迹；要倡导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实际工作者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指导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更要全面评价教师，不要只看他眼前的教学质量或者升学率的高低，尤其要重视他的教育理念是否正确，以及他所培养出的人才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大。

“教育家的成长需要全社会的包容和理解。我们要明白，教育是一项有关人的事业，它不能用行政命令方式，也不能受商业规律的支配。要让教育家在面对学习者时，能够潜心按照教育的规律办事，实现他们的教育理想、积累教育经验。要让他们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有发表自己独立看法的制度、环境。”朱小蔓说。

“客观地说，在科层化的制度环境下，单凭一两个教育家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陈洪捷说，“当前的学校已不再是过去封闭的‘象牙塔’，教师、学生都与社会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们要从现实出发，既要倡导追求教育的理想，更要追寻办好教育的路子。我们需要各个方面的教育家，包括教育行政家、教育理论家、教育实践家，更需要懂教育的教育决策者与教育研究者们充分沟通，共同实践，让优秀的教育理念产生实际效果。在这个日趋规范的制度环境下，我们更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造就‘集体英雄’式的教育家。”

新的起跑线我们需要思考

吕型伟

这条起跑线有几个前所未有的特点，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今天，政府、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科教兴国被确定为建国的第一要务；我们教育的物质条件、师资条件之好也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信息技术与网络时代的到来，必将使教育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其深度与广度还难以预测；人们对教育要求之高责备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另外，我们独生子女问题，也是一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问题。

在这样的起跑线上，我们究竟要追求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怎样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质量的需求？我认为我们当代教育工作者应该从四个方面来努力。首先，既要让人全面自由地发展，又要让每个人社会化，融于社会，为社会所接纳，为社会作贡献；其次，要找到个性发展与共同基础的结合点，现代教育中包括着传统教育，需要结合起来；再次，处理好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书本知识）之间的矛盾；最后，处理好学生主体与教师的主导的关系，过分强调学生主体和过分强调教师主体都不好。

总之，面对教育的未来，我们教育工作者要让信息技术促进教育的现代化，让脑科学促进教育的科学化。

（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顾问，长期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研究教育理论，提出并实践过“两个渠道并重的教学体系”、“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等教育理念。）

身体力行才能真正育人

蔡磊?

现代社会对教育工作者抱有很高的期望，是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知识信息时代，一个学习化社会，需要具备创新能力的人才，所以教师担负的责任重大。这对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创新人才不是依循传统灌输式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如何因材施教，使学生个性获得充分的发展则是当代教育工作者所面临的问题。为此，教师首先应当具备学习能力，以开放的态度吸纳各种知识，形成良好的判断力；在教书育人过程中，不能抱守成见，囿于一己之识，而应当鼓励学生表达独立的见解，启发学生对知识的好奇心，从而培养探求新知的精神。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是对“师范”的定义，也就是说，教育工作者应当具备精深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人格修养。“学高为师”要求在相关领域内拥有渊博知识的同时，懂得如何了解学生，正确评价学生的成就，挖掘学生的潜质，引导学生，从而更好地传道、授业、解惑。同时，教育工作不仅要教人，还要育人，而教育是一个言传身教的过程，它带给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因而，“身正为范”就意味着教师应当严于律己，并以真诚、平等与宽容的态度对待学生，在师生之间搭建一个良好的沟通平台；不应对社会抱有极端偏激的观点，随波逐流于社会不良作风之中。教育工作者只有身体力行才能真正育人。

教书育人是一项辛苦的工作，因此抱有功利心则难以成为一个好的教育工作者，只有热爱教育事业，对教育事业抱有热忱，并勇于无私奉献的人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教育工作者。

（作者系蔡元培先生的孙女，曾担任英语教师，现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学在读博士生。）